保山市人大杨春荣代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持之以恒，加强学习，集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注重调研，善于思考，勤写日记，现予摘登。管窥一豹，可见一斑，从中可看出该代表的拳拳公仆心，殷殷为民情；也充分体现出他以工作为乐，以奉献为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9月2日

中午，浏览了一下中国人大网，看到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，又看了媒体的评价，称监督法是二十年磨一剑，监督法的出台对于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。我把监督法下载后打印出来，细细阅读，认真分析，总结了监督法有五项基本原则、两大方面四种监督形式和三个监督手段。我想，以后只要能严格执行监督法，人大监督的实效性会不断增强。

我在思考，以往人大监督为什么实效不强，算是法外思考吧。我认为人大监督实效不强主要是这样两个原因。一是监督缺乏动力机制。人大监督是事后的、合议性质的，具有被动性和责任分散性，如果没有良好的动力机制，就无法良好的运转。我们从人大监督的动力来源来看，就能清晰的看到人大监督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第一、从实质上讲，人大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党组织，没有党组织的坚定支持，人大监督就会失去监督的后盾。由于我国党政不分的长期存在，党委总是喜欢绕开人大直接指挥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，这就导致对人大监督的弱化，使人大监督的最大动力机器无法发挥作用。第二、从形式上来看，人大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，受人民监督，对人民负责，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兼职代表制，代表的知情权和参政权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，权力机关的作用发挥难以到位，造成人民对权力机关的信任缺失；因此，人民想通过权力机关反映和保障自己利益的动机不是很强，使人大监督失去了又一个重要动力。第三、从经济学角度看，人大代表是不拿工资的一个职务，监督行为需要成本，监督成本应当等于代表工资（维持其一般生活的费用）加上开展监督调查所需费用。平民代表首先考虑的是其生产生活，官员代表首先考虑的是其工作岗位职责，从利益驱动上来看，理性的“经济人”是不会舍本逐末的。第四、从上下级人大之间是指导与联系的关系，而不是领导关系。由于这种关系的原因，各级人大没有来自上边的推动力，监督主体主要靠自身的自觉来启动和完成监督，无法形成跟踪问效的机制。二是监督行为能力不足。从行为能力的角度来看，我国现行制度下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实上缺乏称职的监督能力。首先从服务机构的设置看监督能力的不足。作为监督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兼职代表制，实质上能实施监督的只是各级人大常委会，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做好监督工作，得依靠其工作机构，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往往是象征性的设置，其组成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监督的需要。美国国会两院有议员535人，服务机构人员约3万人，审计署隶属于国会，工作人员5200人；而我国全国人大有近3000名代表，服务机构人员约1300多人，审计署对国务院总理负责，而不是对人大负责。地方各级人大服务机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，市一级平均51．2人，县一级平均18．6人，乡镇人大除人大主席、副主席外，基本处于无工作人员状态。把美国国会与中国人大的服务机构设置稍作比较，不难发现，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要比美国国会的广泛得多，但是其服务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却不到美国国会的1/20。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来看，如负责财政监督和经济执法监督的财经工作委员会，很多地方市、县级编制1至3人，如何能承担起技术性很强和业务量很大的财政监督，以及设计上百部经济法律和上千部经济法规的执法监督工作？各级法制工作委员会所面对的是专业性和技术性、法律性都很强的公、检、法机关，连所谓的“个案监督”都难以实施，更何况要进行带有普遍性质的司法公正的监督。其次，由于监督处置权能的缺失，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往往流于向被监督对象提出温和的批评、建议和意见，期望被监督对象自觉整改。用形象的说法就是人大监督只能“用眼看看”、“用嘴劝劝”，不能“用手约束”，通过对被监督对象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使之用好手中的权。再次，也由于被监督对象掌握着强大的行政权和司法权，各级人大常委会就连法律明文规定的“质询权”、“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权”等稍带刚性的权力也难得一用。总之，从监督主体的组织设置、监督处置权能的缺失、被监督对象的强大上来看，都明显表现出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行为能力的不足。当然除此而外还有认识上和机制上等各方面的原因。

   监督法的出台对于监督依法进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，但是要真正发挥出监督的实效先，还必须给人大监督工作找到动力和压力，同时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，提高监督行为能力。       （根据有关材料整理）